“要摸排這類青少年，繞不開司法、公安部門，但要與他們合作，可能并不容易。”廖煥標說，針對“邊緣青少年群體”的服務是社會服務的一大重要服務門類，也是最能體現社會服務價值的服務產品，但它同時也是最考驗政府服務意識、認識水準的工作之一，“要司法、公安部門放開手和社會組織合作，不是‘控制’或者‘忽略’這個群體，而要‘服務’，不容易。”
廖煥標從圈內朋友處聽說，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已有意在“社區禁毒”項目上進行嘗試，與某非政府組織合作，但這一項目險些夭折，“這里面的問題很復雜，但司法部門能有這種意識，本身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和跨越。”
他告訴記者，香港的青少年在成為所謂“邊緣青少年”之前，會經過由社工組成的5層“保護網”的過濾。第一層是社區青少年服務中心的社工，第二層是駐校社工，第三層是社區針對吸毒、賣淫等人員的專項服務社工，第四層是每天在社區巡查的社區外展隊社工，第五層是從夜間23時至清晨6時巡查的深宵外展隊社工。即使一不小心掉入“邊緣青少年群體”，香港法庭在正式判處刑罰前還有“社會服務令”、“警司警戒令”和“感化令”，由專業社工介入對失足青少年進行輔導，幫助其找工作、讀書或者創業。
“在內地，就很少見到警察、法官、檢察官、醫生會把可能有問題的青少年轉給社工。”廖煥標介紹，啟創中心接到的“邊緣青少年”案例不多，且一般從有駐校社工學校的老師和家長處獲得，從未有司法機關公職人員轉介過這類人群。（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