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紅曾為此感慨良久，隨后他發現，“主任”并不是孤島，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學校長，也被安上竊聽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長是惟一保持冷靜的人(但齊紅又懷疑也許是演技太好)。校長只笑笑說，誰能對我這樣呢？是黨在考驗我嗎？還是單位其他的同事在觀察我呢？
“誰對他使用這些東西？意圖是什么？如果這樣的一個人被搞掉了，另一幫人上來了，這個單位會是什么樣？在我們官場互相斗爭當中，這樣的手段擴大化以后，會普遍引起官員們一種怎樣的心態？是能約束住他們做事，還是使他們更加狡猾？如果它們來自官場的惡勢力，那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齊紅的思考還未找到答案，他又發現，竊聽或是偷拍并不一定來自對手或是“惡勢力”。 即便踏在同一條船上，他們也要接受來自同伴的考驗，以確保共同利益的安全與穩固。
“被查出設備后，他們要第一時間排查是不是紀委所為，并通知同伴以尋求共同的安全和保護”，齊紅說。他將提到的這名官員，也像大部分人的反應那樣，在查出竊聽器后，盡可能冷靜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鏈條，往各種渠道確定威脅的來源。
“就像做錯事害怕受罰的小孩需要去討好。他當即變得謙虛起來。”經過一番討論和縝密調查，這名當事人確定竊聽器來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們，最終加強了“忠誠意識”，鞏固了聯盟。
“沒事，自己人，”再次和齊紅見面時，這名官員已恢復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飯。
無論如何，總得為自己辯護一番。他們大多訴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齊紅舉例說，言辭大致是這樣的——
“像我這樣的人，在工作中絕對沒有重大問題，但是你說，小小的問題怎么可能沒有？“現在的工作哪能那么嚴格呢？人家送了點禮，過生日送了點錢，你說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像焦裕祿同志一樣拒絕呢？這是不行的。要是這樣做的話很有可能影響你的工作。只能說，這是一種必要的交往、一種交流，現在的情形下，要是不這樣就沒法工作了吧？”
應對之道
大多數時候，他們會積極尋求應對的方案。齊紅由此見識人性的豐富多彩——有人終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認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強信息保護；有人要求給對手反裝竊聽監視器；有人意識到結成聯盟尋求庇護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權”以壯大自己人馬；有人則想到，不如為自己找一個“代理人”……
飯桌上，齊紅聽到一名局長說：“現在嫉妒心這么重，又安竊聽器，又裝偷拍機，說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蹤；我躺在床上，說不定就有一個人的眼睛在我頭上看來看去。干脆這樣，我也不掌權了。但是你說，我當局長，辭職也不實際，還涉及到整體利益，還有上級安排的問題呢，不是那么簡單的。那怎么辦呢？為了減少嫉妒、減少別人的攻擊，我把權分了，就沒人恨我了。”
“這不過是自我掩飾”，齊紅說，飯桌上的人都聽出了怨言，“沒有權力，還怎么腐敗？”
隨著檢測的深入，他開始對這一切習以為常。重新建立是非標準，用以區分人群。
他說，對于“明顯的壞蛋”，他會堅決拒絕幫其檢測的要求，雖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有一次，他幫一個官員在車里查出竊聽器后，對方不愿接受事實，當場爭辯說：我是優秀共產黨員，不可能安裝在我這的，因為我從來不說任何違反黨的要求的話。
“你能做到嗎？你別狂，我會讓你不再這樣說話。”齊紅和他爭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