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之一。疫情進一步放大了不同制度之間的差異性，加劇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分化與沖突，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帶來深刻影響。武漢暴發疫情后，中國政府以對人民、對世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采取了全面、有力、有效的防疫抗疫舉措，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中國不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基本控制疫情的大國，還積極推進包括疫苗合作在內的全球抗疫合作，為全球抗疫斗爭作出巨大貢獻，贏得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尊重。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秉持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理念，以開放負責的態度參與新冠病毒的國際溯源合作，先后兩次邀請世衛組織專家來華開展溯源聯合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基于雙方專家的聯合調查，世衛組織于2021年3月下旬發布中國－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以下簡稱《溯源報告》)作出了“實驗室泄漏極不可能”的科學結論。
然而，自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政府防疫不力，抗疫不當，頑固奉行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不僅令本國民眾深陷新冠疫情肆虐之苦，更嚴重影響了全球抗疫進程。與此同時，為轉移國內矛盾和壓制中國發展，美國政府處心積慮地把新冠疫情的責任栽贓和嫁禍給中國。從特朗普政府公開使用“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等荒謬至極的說辭，到拜登政府“選擇性失明”，不斷鼓吹“實驗室泄露陰謀論”，聯合盟友施壓世衛組織，發起矛頭直指中國的第二階段病毒溯源調查，借疫情抹黑和遏制中國的政治動機昭然若揭。
需要強調，在世衛組織專家已于3月就病毒溯源作出科學結論的情況下，世衛組織不惜自我否定，再次將實驗室泄漏作為研究重點，發起新一輪歧視性溯源計劃，對此，作為全球第一個和世衛組織聯合溯源的國家，中國明確予以拒絕，有理可依、有據可循。
首先，人類與瘟疫的斗爭史表明，疫情在何地暴發具有隨機性和偶然性，病毒源頭和疫情暴發點往往并不重合。如艾滋病在20世紀80年代暴發于美國，但艾滋病病毒起源于非洲，已被科學研究所證實。再如西班牙大流感雖以“西班牙”命名，但疫情在該國暴發之前，病毒早已在美國兵營流行，西班牙不過是這場席卷全球疫情的“背鍋俠”。就新冠疫情而言，現有證據表明，武漢暴發疫情之前，美國、意大利、巴西和法國等地已出現新冠抗體陽性樣本，病毒在全球范圍內傳播的時間點不斷提前。正因為如此，《溯源報告》提出“在全球范圍內搜尋可能的早期病例”、“研究冷鏈傳播病毒的可能性”等重要建議。在這種情況下，僅數月之后，因受美國施壓，世衛組織罔顧第一階段聯合溯源研究作出的權威結論和科學建議，拒絕開展全球多點、多方位、立體溯源，推行受嚴重政治化干擾的第二階段溯源計劃，中國當然不能接受。
其次，將中國作為焦點的第二階段溯源調查計劃無視各國防疫抗疫的實際成效，背離權威調查結果，沒有任何事實依據。今年5月，《疫情防范和應對獨立小組評估報告》發布，對各國防疫抗疫表現作出了綜合評價。這個小組系依第73屆世衛大會決議設立，由總干事聘請的全球13位權威醫學專家組成。這些專家基于大量數據研究提交的科學報告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和可信度。該報告雖未點名，但其傳遞出的各國防疫抗疫成效是明確和清晰的：“一些國家及早認識到新冠疫情威脅并迅速采取了應對措施，將疫情控制在較小規模內……貶低科學價值的國家未能建立公眾對其應對措施的信任，并采取前后不一致的戰略，使它們落后于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該報告和世衛組織此前公布的《溯源報告》是迄今為止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科學報告，任何組織、任何國家就新冠病毒溯源展開行動，不應無視和背離上述兩份報告的結論，更不能以“有罪推定”為邏輯，將特定國家列為病毒溯源的焦點，搞歧視性和政治化的溯源調查。
正因為如此，第二階段溯源計劃甫一公布，就受到廣泛質疑。不僅中國明確表明不接受“不尊重常識”和違反科學的溯源調查的立場，還有數十個國家常駐日內瓦代表致函世衛組織，反對將疫情污名化、病毒標簽化、溯源政治化，支持在全球開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
人類與瘟疫的斗爭史早已表明，病毒溯源是極其復雜的科學問題，溯源是為了增進人類對病毒的科學認知，不斷提高預防和應對病毒的能力，而絕非為滿足某些國家的政治私利；溯源應有利于增強公共衛生國際合作，有利于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能力，而絕不能在少數國家的操弄下侵蝕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礎，偏離科學防疫的基本軌道。
當前，傳染性更強的新冠變異病毒正在快速蔓延，全球防疫抗疫正面臨新一輪的嚴峻考驗。在此危急時刻，各國應該通力合作，以全人類團結一致的力量與病毒戰斗；為一己私利搞政治化溯源，只能破壞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石，讓病毒溯源陷入迷局，給病毒肆虐打開大門。唯有尊重科學、敬畏歷史，回歸理性，人類才能撥開病毒起源的迷霧；唯有尊重生命、守望相助，破除雜音，人類才能戰勝新冠疫情，盡早開啟重建美好生活的序幕。
霍政欣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