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中國抗戰的真實圖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人民英勇奮戰在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抗日戰爭期間，一大批外國記者深入中國敵后根據地和抗日前線，用筆和鏡頭忠實記錄下中國人民的浴血抗爭，成為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抗戰的重要窗口
埃德加·斯諾
感受中國革命希望之光
本報駐美國記者 胡澤曦
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霍爾姆斯街上，有一座樹木蔥蘢的院落。這是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所在地。1905年7月19日，斯諾在這座城市出生。沒有人會想到，他日后會成為第一個深入中國陜甘寧邊區采訪的外國記者，并寫下《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這一經典之作。基金會主席詹姆斯·麥克庫思科對記者表示，“很多歷史學家都認為，《紅星照耀中國》可以稱得上是‘世紀獨家新聞’”。
斯諾與中國的結緣始于一次旅行。1928年，斯諾與友人從紐約出發，原打算進行一次全球旅行。然而，在中國逗留的幾周改變了他整個計劃。當時的中國深陷內憂外患。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將為這個國家帶來什么變化？年輕的斯諾急切想要尋求解答。
經過思考，他決定留在中國，向世界報道這里發生的一切。10余年間，斯諾遍訪中國各地，記錄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深重傷害，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不屈斗爭的英雄歷史。
1936年，斯諾進入陜甘寧邊區，對耳聞已久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實地采訪。在邊區的4個月時間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為斯諾詳細闡釋了對抗日戰爭、國共合作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紅軍戰士、各界群眾也與斯諾熱情分享自己的生活經歷與革命理想。
邊區的生活條件雖然極其艱苦，但人們的精神狀態始終積極向上，這讓斯諾深切感受到中國革命事業的希望之光。他為英美報紙撰寫了一系列報道，并于1937年在倫敦結集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斯諾筆下的邊區充滿了面向未來的昂揚精神和為民族求解放的高尚追求。他力圖還原中國共產黨人和邊區生活的真實圖景，其中也不乏當地飲食住宿、房屋擺設等生動的細節。該書問世后，1個月內就在英國售出10萬冊。西方民眾從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使命感和百折不撓的精神。
斯諾的作品不只為外部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打開了一扇窗，也讓更多人理解了中國抗戰對世界的重大意義。在他的影響下，包括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等一大批外國友人先后奔赴延安。
斯諾一生都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新中國成立后，他數次訪華，把向世界介紹中國作為自己的使命。1974年，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在其家鄉設立。該基金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埃德加·斯諾研討會，至今仍為中美兩國民間友好交往持續貢獻力量。
（本報華盛頓電）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傾盡一生書寫中國故事
本報記者 李欣怡
1951年，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夫婦收到邀請，希望他們回到中國參與新中國建設。兩人輾轉從美國取道波蘭，經過49天的海上顛簸，到達天津港。直到2005年去世，愛潑斯坦再未離開中國的土地。
愛潑斯坦自幼在中國長大。1917年，年僅兩歲的他隨父母從波蘭流亡到哈爾濱，開始了在中國的生活。出于對寫作的濃厚興趣，愛潑斯坦16歲便投身新聞工作。1937年，作為美國合眾社雇員，他開始了戰地記者生涯。
上海、南京、武漢、廣州……1937年到1938年間，愛潑斯坦在中國各地采訪。他目睹了城市被日軍轟炸淪陷等殘酷景象。日軍的暴行讓他受到強烈沖擊，也讓他愈發堅定地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1938年4月，愛潑斯坦赴前線采訪臺兒莊戰役。中國軍民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讓他感到振奮。他激動地寫道：“臺兒莊大捷是值得紀念的……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們相信中國和中國人民有決心戰斗下去，并有能力取得勝利。”
這兩年的采訪經歷為愛潑斯坦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1939年，他的首部著作《人民之戰》在倫敦出版，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人民抗戰初期的成績。埃德加·斯諾對該書贊譽有加，稱其為“極為出色的戰時新聞作品”。
1944年，愛潑斯坦深入延安及晉西北地區進行了長達7周的采訪。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深入交流，還參觀了南泥灣等地，近距離觀察當地軍民的生產生活狀態。當地民眾昂揚向上的精神面貌，讓他深信“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此次訪問后，愛潑斯坦陸續寫就了30多篇報道，在《紐約時報》等媒體發表，引起極大的國際反響。
抗戰后期，愛潑斯坦曾短暫前往美國。在那里，他先后出版了《中國未完成的革命》《我訪問了延安——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西北解放區目擊記》《中國勞工札記》等著作，力圖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重大貢獻。
再次回到中國后，愛潑斯坦于1957年正式加入中國國籍，并在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繼續致力于記錄中國的發展變遷，參與創辦了英文雜志《中國建設》（現名為《今日中國》），參與翻譯《毛澤東選集》等重要黨政文獻，還用近30年的時間采訪撰寫了《西藏的變遷》一書。
愛潑斯坦為書寫中國故事傾盡一生。愛潑斯坦的夫人黃浣碧告訴記者，“艾培（愛潑斯坦的中文名字）最讓我敬佩的，就是他一心為中國。”
“我愛中國、愛中國人民，中國就是我的家，是這種愛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病逝前一年，愛潑斯坦完成了《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在書中，他對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現場記錄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
本報駐美國記者 張夢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生于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弗蘭德城，早年曾致力于工人運動。1925年，斯特朗首次到訪中國，前往廣州報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兩年后，她又赴華報道了湖南農民運動等重要事件。1937年，斯特朗再次重返中國。“中國人民終于聯合起來抗擊日本了，而這是對人類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爭。”出于一名記者的使命感，斯特朗想在現場記錄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
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知之甚少，甚至存在一定偏見。1938年1月，斯特朗前往位于山西五臺山的八路軍總部。當時，八路軍總部位于一個在地圖上都沒有標記的偏僻村落。在斯特朗的筆下，八路軍將領穿著極其樸素，與當地百姓無異。她在那里生活了10天，每天與軍官、士兵同吃同住。她還采訪了朱德、劉伯承等人，對共產黨的性質、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根據這次采訪經歷，斯特朗撰寫了《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做出中國抗戰必勝的判斷。
抗戰勝利后，斯特朗于1946年6月第五次訪華。這一次，她來到了延安。幾個月里，斯特朗遍訪了各個解放區，并多次采訪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這一論斷經由斯特朗的報道迅速傳遍世界。
在斯特朗看來，中共領導人是“思想深刻、頭腦敏銳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長期在華報道經歷讓她對中國產生了深厚感情。1958年，72歲的斯特朗定居北京。她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創作了《中國為糧食而戰》《西藏見聞》等書，并編寫了《中國通訊》69篇，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成就。
中國被斯特朗稱為“理想的歸宿地”。1970年，她在北京走完人生最后時光。斯特朗的一生為促進中美人民的了解和友誼作出了寶貴貢獻，正如鄧穎超所說：“她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驕傲，又是兩國人民的友誼象征。”
（本報華盛頓電）
羅曼·卡爾曼
留下珍貴影像廣為流傳
曹英發
1938年的武漢大會戰是中國抗戰史上中日雙方規模最大的會戰。會戰發生時，一位名叫羅曼·卡爾曼的蘇聯記者就在現場。他用攝影機忠實記錄了敵機轟炸工人住宅區等戰時景象，留下了珍貴的一手影像資料。
上世紀30—40年代，中國人民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一批外國記者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中國采訪，卡爾曼就是其中的一員。他拍攝的紀錄片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抗戰的真實圖景。
卡爾曼曾獲斯大林勛章、列寧勛章等榮譽。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他深入戰場拍攝新聞紀錄片，獲得了很大反響。1938年9月，卡爾曼以《消息報》特派記者身份來到中國。這一次，他從蘭州出發，用近一年時間，先后途經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等地，最后到達陜北，行程2萬多公里，拍攝膠片總長1萬多米。
在卡爾曼的鏡頭里，有前線士兵進行對敵斗爭，有新安旅行團小演員表演抗日戲劇，也有愛國青年積極奔赴抗日前線。行程期間，卡爾曼全面記錄了中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點點滴滴。
1939年5月，卡爾曼到達延安。在這里的20多天，他的鏡頭觸及方方面面，包括魯迅藝術學院的畫展、橋兒溝工人學校的開學典禮、八路軍醫院等。他還拍攝了農民自衛隊訓練、魯藝師生開荒生產等活動，記錄了根據地全景圖。
最讓卡爾曼難忘的，是對毛澤東的拍攝采訪。1939年5月25日，在延安楊家嶺，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兩人一直談到深夜。采訪中，毛澤東對中國抗日戰爭面臨的形勢和前景做了全面的分析研判，還向卡爾曼細致詢問了蘇聯的海軍建設、航空領域發展、北極科考站等問題。
次日，卡爾曼前往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聆聽毛澤東關于戰略戰術的軍事辯證法講座。毛澤東幽默的言談、生動的語言，讓他對這位中共領導人充滿了好感。
離開延安之前，卡爾曼特地跟拍了毛澤東一天的活動，記錄下了他閱讀文件、撰寫文章、與農民交談等工作生活場景。這些珍貴的影片資料至今仍廣為流傳。
回到蘇聯后，卡爾曼先后剪輯了《中國在戰斗》《在中國》等反映中國抗戰真實情況的紀錄片，還撰寫了《在中國的一年》一書。卡爾曼非常珍惜在中國期間的拍攝經歷。他曾表示，希望“有朝一日，勝利了的中國人民會在復興的國家檔案中找出這些影片來”。如今，卡爾曼拍攝的影像已成為紀念中國抗戰歷程的珍貴歷史記憶，他的愿望成為現實。
（作者單位為陜西省檔案館）
哈里森·福爾曼
展現敵后戰場真實面貌
本報駐美國記者 李志偉
1944年至1945年之交，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的著作《北行漫記》（原名《紅色中國報道》）出版。這本書被譽為《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的姊妹篇。在書中，福爾曼根據在中國抗日根據地近5個月的采訪見聞，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真實面貌。
福爾曼原本是一名航空公司職員，后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影響，成為一名記者。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福爾曼第一次來到陜北蘇區，采訪準備奔赴抗日前線的中國紅軍。這次近距離接觸讓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理念有了深入了解。他贊賞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也對人民抗日武裝滿懷崇敬。
1944年，福爾曼作為美國合眾社和英國《泰晤士報》常駐中國的記者，跟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進入陜甘寧邊區。他認為，了解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需要深入當地，尋求“親眼所見的、基于事實的答案”。
從南泥灣到延安，福爾曼進行了大量采訪，既有毛澤東、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八路軍將領，也包括邊區勞動模范、八路軍戰士、流動學校教師等普通民眾。
在《北行漫記》一書中，福爾曼如實寫下了當地軍民的生活情況。鄉親們帶著食物慰問八路軍、村民自發將傷員從前線抬往醫院等場景，生動展現了軍民之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深厚情誼。
福爾曼還堅持前往晉綏抗日根據地的作戰前線，在一線記錄八路軍的英勇抗擊。福爾曼在書中寫道，“一個民族必須要有勇氣，才能與敵人的武器進行抗衡。”對于共產黨人英勇無畏的精神，福爾曼深感敬佩。
在中國期間，福爾曼還拍攝了上萬張珍貴的歷史照片，既有對當時社會生活圖景的體現，也有對日軍殘酷暴行的揭露。其中在晉綏抗日根據地拍攝的圖片，還被福爾曼編輯成書，出版了《西行漫影》畫冊。
福爾曼始終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他的外孫女莎爾·卡萊爾對記者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人民經受了巨大苦難。福爾曼在記錄那段歷史的同時，也對中國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
1973年，福爾曼再次來到中國，用鏡頭記錄中國的發展變化。現在，他的很多著作和照片都收藏在位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的美國地理學協會圖書館。為便于人們上網查閱，圖書館將這些資料進行了數字化處理。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福爾曼留下的資料備受歷史研究者的關注，“不論對于中國還是世界，他所記錄的歷史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報華盛頓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