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

　　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

　　【光明論壇·溫故】

　　2020年6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古人說：‘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干部工作也好，人才工作也好，本質上都是用人問題。我們要應變局、育新機、開新局、謀復興，關鍵是要把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好、建設強。”

　　“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出自《墨子·尚賢上》。墨子，名翟，春秋末年戰國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立者。墨家學說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曾與儒家并稱“顯學”，“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等是墨子提出的重要思想觀點。尤其是“尚賢”的政治主張，順應了戰亂紛繁、諸侯爭霸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君主求賢若渴、得人才者得天下的迫切要求。墨子曰：“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尊重、崇尚、任用賢良之士，是政治的根本。國家擁有的賢良之士多了，國家治理就會堅實鞏固；賢良之士少了，國家治理就會薄弱。

　　認識到是否擁有賢良之士與國家興亡密切相關以及賢才難得，是我國古代眾多政治思想流派的共識。《詩經·鹿鳴》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聚攏、招納品德高尚、聲名顯赫的賢士為座上賓，事業就會大有作為。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講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他本人也以賢者為榜樣，“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因此，孔子主張通過舉賢才實現治國安邦：“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到墨家，其思想與儒家多有不同，但在選拔、任用賢才的政治用人觀上是一致的，將“尚賢”作為政治的根本，主張尚賢使能要打破界限，不分社會階層、職業選拔真才實干者是墨家賢人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后世尊賢、納賢蔚然成風，甚至提出“野無遺賢”的思想，歷朝歷代君王尊奉賢才的典故層出不窮，都體現出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家渴望賢才、珍惜賢才的小心翼翼和猶恐不及。

　　既然賢良之士為治世所倚重，那么，何謂賢良？賢良之士的評價標準是什么？《說文解字》說：“賢，多才也。”《莊子》說：“以財分人謂之賢。”但從中國文明伊始，很少以財物、財富論賢，大多以德能論賢，賢者被認為是賢明有才德的人，或曰德才兼備的人。在儒家的王道信仰中，賢人是居于圣人和君子之間的道德生命境界，這一界定和排序也被其他學派包括墨家所吸納。墨子曰：“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至唐，《貞觀政要》也講：“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所以，賢人雖遜于圣人，但也是品德高尚、有超凡才智的人。可以說，賢者是“德”與“才”的高度統一體。

　　“德”為德性。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認為，有德性的君子不是遵從外在的道德標準，而是主動涵養德性為自己的品質和內在修為。《論語》記載了孔子的德性觀，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是賢者、君子最根本的品格，“仁者愛人”，并由仁統攝義禮智信，所以“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墨子崇尚古之圣王列德尚賢，更為推崇“義”，“至于所謂賢，則以義為標準”。修身養德、仁民愛物、克己律己、反躬內省、自我提升，由內圣走向外王是歷代賢者所追求之大德。

　　“才”為匡時濟世、經世致用的本領。孔子道“君子不器”，作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長，君子應有淵博的學識，多才多藝，“游于藝”是一個合格的儒者必備的才能。當然在儒家那里，只有領悟了大道，才能以不變應萬變。墨子提出的賢者之“才”更為廣泛，如博悟道術、言辭善辯、精通邏輯、多才多藝、上下調和、清正廉潔等，既是治理時弊、匡扶亂世的利國利民的技能，也是發展生產、從事經濟管理的理財之能。富國富民、政治昌明、萬民親附、內外歸順的安樂之世是賢人治世之“才”的完美呈現。

　　人才成就事業，偉大的事業需要優秀的人才。中國共產黨人把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作為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的重要內容，正是向優秀的賢良之才發出了“集結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的：“德才兼備，方堪重任。”“要把那些能力突出、業績突出，有專業能力、專業素養、專業精神的優秀干部及時用起來。”用崇高的事業感召人才、培養人才、造就人才，為優秀的人才提供施展才華的廣闊舞臺，以此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

　　(作者：董 冰，系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副教授、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