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中午11時56分入住義烏人才市場對面的富宏旅館208房，7月5日5時38分退房。旅館的人說，包來旭是老房客，住過很多次，跟其他住客相比，他不挑剔，笑瞇瞇的，看起來很有文化，感覺是個好人。
就是這個看上去“有文化”的好人，制造了令世人震驚的慘劇。
據新華社報道，7月5日，包來旭從義烏來到杭州。16時9分，他從7路公交車靈隱站上車，17時3分，包來旭在車上點燃隨身攜帶的類似“香蕉水”的可燃液體，導致車內迅速燃燒，造成29名乘客受傷，他自己也被燒成重傷。
杭州警方7月8日下午通報，目前包來旭傷情危重，無法通過審訊獲得主觀犯意的口供。包來旭換過多個打工單位，長年孤身在外，有厭世情緒，向他人流露過要效仿制造惡性事件揚名的念頭。
案發前的那份工作只干了兩小時
7月8日8時30分，記者在義烏永勝小區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包來旭在事發前曾短暫工作過的單位。
這是一家規模不大的紙業公司，只有一個20多平方米的門面，主要做雙膠紙和筆記本用紙的生意。據這家公司的負責人說，包來旭6月13日前后來公司應聘倉庫里的工作。
公司老板娘金女士說，當天是她親自面試的包來旭。因為包來旭在來應聘之前，在兩家紙行里工作過，是個熟練工，看上去也非常老實穩重，所以馬上聘用了他。當晚，金女士還特地請他出去喝接風酒。當時包來旭一個人喝了三四瓶啤酒。老板娘覺得他雖然很少說話，但喝起酒來還是蠻豪爽的。那時候，從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異常。
在包工作過的倉庫里有4名工作人員，據負責的周師傅說，包6月18日來倉庫熟悉了工作流程，認識了幾位工友，19日早上8點就開始正式上班了。當時給他開出的薪酬是4800元一個月，包吃包住，主要工作是用叉車把倉庫里堆積的巨型紙卷，運到裁紙機邊上，進行裁剪。
讓周師傅奇怪的是，工作第一天，包來旭只上了兩個小時的班，就提出頭很痛，要請假。這一請假，他就再也沒回來過。
周師傅非常著急，就把情況馬上告訴金女士。之后的一個多星期，他們不斷給包來旭打電話，包的手機一直關機。
6月30日，金女士突然收到一條來自陌生號碼的短信，發信人自稱是包來旭。他在短信里跟老板娘道歉，說自己可能不會再回來上班了。不來的理由是他在山東的一個老鄉出了事，他要趕過去幫忙。老板娘試著給這個手機號碼打電話，同樣是關機。這個手機號碼顯示歸屬地是山東。
7月5日事發后，當天晚上，倉庫的幾個工友還在開玩笑，說小包這么多天不回來，該不會是他干的吧。
7月7日，全國媒體都在發協查照片，工友們在手機上認出竟然就是包來旭！13時，他們向當地派出所報了警。
警察趕到了他們的員工宿舍。包來旭走之前，有包行李留在了宿舍。民警翻看了行李，發現除了幾件換洗衣物外，還有個錢包，但錢包里一分錢都沒有，只有一張包來旭的一寸證件照。他們比對后確認，包來旭就是公交縱火案的犯罪嫌疑人。
曾經的雇主稱包沒表現出過異常
2013年2月，包開旭從嵊州到義烏。2013年5月領了在義烏的第一張暫住證，地址是西城路2848號一家紙業公司的宿舍。
從2012年9月到2013年9月，包來旭曾在楊先生開的公司工作了整整一年，這個公司在義烏。
楊先生說，包來旭這個小伙子除了稍微沉默寡言，是個沒有什么缺點的好員工，工作非常勤奮認真。
2013年9月，包來旭突然感冒發高燒，去醫院掛了一個多星期鹽水，高燒還是沒退。后來，包被診斷犯了肺結核。
楊先生隱約記得，2013年10月初，包來旭曾請假到杭州的醫院看病。10月10日，回到義烏后，包找楊先生一起吃了頓飯。
楊先生回憶，當時包來旭說，肺結核治起來難度比較大，想辭了工作，好好養病。
楊先生也苦留過他，因為公司人手有點青黃不接。他還給了包來旭幾千元錢，讓他好好看病。包來旭答應會再短暫地留一段時間。
但第二天上午，包來旭就跟他說頭有點痛，想請假回家，從此再也沒出現過。
楊先生比較關心包來旭，給他打過很多電話，但包再也沒接過。
一個多星期后，包來旭給楊先生發了條短信，說楊哥我走了，不要再找我了。
去年10月12日，包租住在香山路418號1單元207室。管理員說，包租了3個月，每月租金600元。平時包都是笑呵呵的，看起來不像壞人。他一直獨來獨往，從未帶人回公寓。
楊師傅是物流公司的貨運司機，經常來往于義烏的各大倉庫，跟包來旭算是熟人，他說，包來旭今年過完年之后，又進了另外一家紙行，一直干到6月初。楊師傅稱，包來旭喜歡搓麻將。
楊師傅提及的這家公司的老板葉先生對包來旭的評價和前面的金女士和楊先生如出一轍。據葉先生說，包來旭平時住在員工宿舍。在公司的兩個多月時間里，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
不過，端午節那天，包吃中飯的時候，突然和倉庫主管請辭，理由是回家有點事，暫時不能在這里干了。他請辭之后，歇了半個月左右，就進了金女士的公司。
離家6年杳無音信
包來旭是甘肅漳縣石川鄉人，他在怎樣一個家庭長大？
7月8日，記者趕到包來旭的家鄉——漳縣石川鄉虎龍口村羊眼溝社實地采訪。
龍口村羊眼溝社距離縣城60公里，包來旭的家就在羊眼溝社一座名叫虎嶺山的山腳下。
包來旭1980年3月出生于這個偏僻小山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父親今年76歲，母親74歲，均因常年有病，已有些耳背眼花。
“這個娃娃沒有外出打工的時候，在家里特別乖。即使外出打工，回來也很聽話，很乖。”包來旭的母親說。
“家里只有6畝3分土地，靠種植一點藥材養家糊口。”包來旭的二哥包緩旭告訴記者，“全家年均收入在1000～2000元，最好的時候超過3000元。”
“正因為其家庭經濟困難，包來旭家被評為村里的特困戶，政府給3人每月發放205元低保。”虎龍口村村支書康想勤告訴記者，2013年地震后，政府補助4萬元，幫他家修建了新房子。
“他初中畢業后，因為家庭困難就不上學了，從十幾歲就開始外出打工了。”包緩旭告訴記者，“打工期間他去過很多地方，蘭州、廣州等地都去過，但是否掙到錢家里人都不知道，因為我也經常外出打工。”
包緩旭介紹，包來旭常年在外打工，2006年突然回家說自己病了，經檢查他患上了肺結核，因此他放棄外出打工，在家人的幫助下在家治療了兩年多，基本治愈。
2008年8月，包來旭再次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但這一次，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沒有回過家。
讓他的家人不能理解的是，不回家也就罷了，他此次走了之后，就完全和家人失去了聯系。
“一走6年，不回家，不寫信，不打電話，音信全無，就像從此消失了一樣。”包緩旭有些不解地說，“家里人無處打聽，無處尋找，只能等著、盼著他哪天能突然回來。”
包來旭的母親說：“我天天想啊，盼啊，等啊，幾乎每天都要站在村口等，盼望著這個不孝的兒子能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沒有人知道，我常常在夢里都會哭醒……”
“6年，整整6年，我想兒子，等兒子回來，常常一個人偷偷地哭。”這位樸實的母親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盼了6年，最后盼來的確是一個‘害人’的消息。”
“這咋幾年沒有回來，突然就變了一個人呢，咋就干出了傷天害理的事情呢？”這個母親不停地抹著眼淚說。
她最后說：“現在他闖下了這么大的禍，我再也不想他了。”（都市快報 記者 鄭億 董齊 蘭州晨報 記者 宋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