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市國土局土地征收科科長袁延斌認為，村委會簽了協議書，證明村委會同意征地。至于村委會是否征求了村民意見，不在國土部門的審查之列。
業內人士表示，工業用地還是住宅用地，背后存在巨大的價差。一般來說，工業用地的出讓價格只有住宅建設用地的一半不到。“掛羊頭、賣狗肉”，低價收購—轉變性質—再高價出讓的曲線是常見伎倆。只要改幾個字，就能少給村民補償款，政府多收賣地錢，輾轉騰挪出巨大的逐利空間。
不過，袁延斌認為，農用地征用后，就變成了國家建設用地，只要符合城市建設規劃，建什么都是合法的，不能等同于擅自變更土地用途。
監管缺位，基層干部以地謀利多發
從震驚全國的烏坎事件，到深圳20億身家社區干部，隨著土地價值不斷增長，涉地腐敗、與開發商合謀攫取集體利益成為村干部違法犯罪的“重災區”，監管弊病不斷凸顯。
“一再發生的征地惡性事件，暴露出在中國當前城鎮化過程中，由于基層民主監督的缺失，以土地為核心的農村集體資產很可能被村干部自由支配、甚至淪為謀私利的工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說。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表示，“要防止侵害農民利益，必須在完善村務公開上下功夫。”一些專家表示，雖然村集體自治，也應普及村干部離任的審計清單和責任追究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中農辦主任陳錫文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地總是有限的，不能一年年持續賣下去。“仔賣爺田心不疼，賣地發家的方式該改了。”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表示，在單軌制的土地流轉制度下，土地征收——出讓的過程掩藏著暴利，而基層自治的不完善、不公開和不規范，給部分開發商、個別基層政府和干部通過攪混水撈取暴利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暴利驅使下，暴力開道就成了鋌而走險者的選項。村民杜偉峰說，為了讓他們盡早騰地，“‘他們’打傷過村民，破壞過村民的玻璃、汽車。”
在村主任等人被刑拘后，不少村民拍手稱快，村里還有人放了禮炮；也有人“驚魂未定”：村主任指使人縱火，背后還有沒有人指使村主任？（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