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省出現了高考“加分門”，這次加分的根據是因為考生的思想品德優秀。尤其讓網友質疑的，不僅是這次加分的人數多，而且頗集中。雞西某中學的一個班就有12人獲得此項照顧，因而被人呼為“雷鋒班”。這一事件在網上披露后，教育主管部門稱，程序符合要求，而對于有人質疑“雷鋒班”的出現，雞西市教育主管部門則稱，這個班的整體素質較高，“就像有些高中一個班級有好幾個學生考上‘清華’‘北大’一樣。”
思想品德加分，要寧缺毋濫
弘揚思想品德可以理解，但事關高考公平，一定要寧缺毋濫，切不可“擴大化”。
盡管今年“奧賽”退出高考保送條件引人注目，“省級優秀學生”的保送條件依舊赫然在列。以此，黑龍江以“思想品德”作為“優錄”參照，似無不可。畢竟人才要德才兼備，“德”字為首。但是，細加推究，頗有需推敲之處。
首先，“品德優秀”者可以有很多，這是好事，但一個班里出現12個還因此高考加分，就有點不正常。且不說數百之眾的高中孩子，能有多少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跡”；而根據所謂的“外在事跡”，來區分誰的思想品德“更突出”，似乎已經走上了形式主義的歧路。
其次，雖然“雞西市實際”包括了“好習慣示范生”這樣一種含糊其辭的榮譽，但這里可能存在著長期的習慣性認識誤差，即把乖孩子混同于“思想品德好”的孩子。更何況，高中生的年齡，世界觀與價值觀尚未成型，隨時可能“覺今是而昨非”，以這一階段的“突出事跡”作為選拔標準，也有刻舟求劍之嫌。
從深層次看，良好的思想品德其實是個人對自身的內在要求，是超越了功利的絕對律令。在特定時刻，做出了一些“感人之舉”，其實不過是行所當行，無需刻意宣揚。加以“優錄”褒揚，也許意在弘揚正氣，但負面作用同樣不可小覷——一旦設定“突出”的標準，如何保證學生不會群體效尤，“為突出而突出”？而此舉甚至可能為行善者招致額外負擔，如江西奪刀高考少年之表態，“若免試保送會使救人行為變味”。
總之，弘揚思想品德可以理解，但事關高考公平，一定要寧缺毋濫，切不可“擴大化”。依我看，極少量特例可以法外從寬，如今年全國關注的高考奪刀少年的例子。其他，大可無為而治，因為，思想品德好的人本該是社會大多數。(徐行)
品德加分不如建信用檔案機制
道德如何衡量？也許比較切合實際的做法是，每個學生(當然還有每個國民)從一開始就建立一種合理的信用檔案機制。
這件事被發酵成為新聞，說明主管部門的解釋難以服眾。
思想品德，強調的是一個人的自我內心的修養，而思想和修養，是無法數量化的，無法用外在的某些指標來界定的，而如果你要強行用數據和標準來衡量，必然會失去內在修養的本義。而且如果將此又作為某項事關個人命運的高考的評價標準，這就不是個人的評價問題了，這就關涉到整個高考的公平問題了。眾所周知，因為思想品德是“軟性”的，當這種軟性的東西和直接和關鍵的利益相關了之后，漏洞就會出現，作偽，甚至舞弊、黑箱操作等等，會成為必然。于是，一個班級出現12人的思想品德加分情況，自然會引起人們的“聯想”。在這個意義上，這次“加分”事件，絕對不是黑龍江省雞西市“躺槍”。
既然思想品德無法數量化、標準化，可是政策制定者還要增加這一項，這就又會引起人們的諸多“想象”。因為無數事實已經教給了人們，凡是有人為推薦的地方，就會有漏洞，就可能有黑箱操作，“點招”便是一例，本意當然是為了選拔有特長和特殊貢獻者，但是最后還是淪為各地方高考、高招中權錢交易的途徑。
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隋唐科舉制度制定之前，人才的選拔和考核就有謂之“舉孝廉”等推薦制度，正是因為舉孝廉等將思想品德作為標準化和數量化，導致了流弊從生，所以科舉制度才會出現。盡管說科舉制度備后詬病，但是在古代社會，這種考試制度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延續了幾千年。就像目前依然通行的高考一樣，雖然唯成績論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但是對于事關千千萬萬的考生的公平而言，成績畢竟是最符合實際的選擇。
當然，并不是說“思想品德”一點不重要，并不是說“思想品德”完全不能作為一種考量因素。恰恰相反，其實真正的個人修養、內心道德提升，才是一個人最重要的。這就牽涉到了那個永恒的難題：道德如何衡量？這需要求助一種良性的國民文化氛圍，求助一種成熟的考評機制。也許比較切合實際的做法是，每個學生(當然還有每個國民)從一開始就建立一種合理的信用檔案機制，作為高校招生時的參考，而絕不應該像黑龍江省的那種簡單的加分的做法。當然，信用的建立，道德的弘揚，恐怕還是主管部門首先做到，或許這樣才能避免這樣一種情況的出現：為什么主管部門某些政策的制定公布，選拔的結果，每每引起人們的“聯想”、“想象”，我想這一現象，倒是值得相關部門本身需要自省和反思的。
(趙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