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教育部網站刊登了教育部、國務院糾風辦等7部門對于今年治理教育收費的工作意見，其中明確指出針對擇校問題，嚴禁將捐資助學與錄取學生掛鉤，嚴禁向學生收取與入學掛鉤的任何費用。公辦高中擇校生不得超過30%，有條件的地區要逐步降低直至全部取消。（5月8日《京華時報》）
這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卻不一定能夠徹底避免一些學校陽奉陰違。取消了上述費用，學校的“合理收入”必然會有所減少，如果相應補貼跟不上趟，免不了會有些學校暗箱操作。比如以學校容量有限為借口，突然減少招生數量，排斥那些本來可以就近入學，卻沒按潛規則“出牌”的學生。尤其是那些城市外來人員的子女，是否仍能順利上學，這不得不令人擔心。
現在不少外來人員攜兒帶女，這使得義務教育適齡兒童數量不斷擴大。比如，目前在廣州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約129萬人，其中非本地戶籍生源已超43萬人。以往教育機構在錄取這些學生時，從中收取捐資助學費用的數額相當龐大。此后這些費用在義務教育階段不能收取，這就意味著地方財政要拿出大筆資金進行貼補。與直接向學生收取高額“贊助費”相比，通過財政補貼從地方政府那里拿到相應補貼資金可沒那么簡單直接。在這種情況下，學校又怎能痛痛快快干干凈凈地招生?
因而，要做到“兩個嚴禁”還得細化，用嚴格的制度做保證。首先，要核定學校的在校人數，不能隨意減少，至少要大致與往年相當，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教育資源，解決好外來人員子女就學的問題；其次是財政核定學生撥款額應定位適宜，不明折暗扣，要按時按量撥給。另外，還要對違規亂收費者予以嚴懲，對故意減小招生量者給予重罰，以儆效尤。
嚴格執行“兩個嚴禁”，不僅要靠學校，更要靠當地政府。唯有建立長效機制，以及令行禁止的問責制度，并堅持公開透明，積極接受公眾監督，才或可保證意見的貫徹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