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廣西南寧市等地采訪多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社會健康人群以及廣西疾控部門，發現較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為“被動感染”。專家稱，目前我國的社會防艾宣傳較重視對艾滋病人的人文關懷，避免社會排斥，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大眾對艾滋病警醒程度不夠，難以有效保護自己。專家建議防艾宣傳應注重社會健康人群干預，提醒這部分人群遠離艾滋，這樣才能降低日益攀升的艾滋病感染率。
不幸艾滋病人“被”感染痛失正常人生
日前，來自桂林農村的40歲艾滋病人蔣麗向《經濟參考報》講述了她的遭遇。24歲那年，蔣麗和同縣的男子阿強結婚，婚后生下一個兒子。兒子2歲多時開始生病，伴隨發燒、淋巴腫大等癥狀。
治療三四年后，兒子的病不見好轉，期間當地醫生告訴阿強懷疑孩子得了艾滋病。2005年，阿強帶著蔣麗和六歲的兒子來到廣西壯族自治區疾控中心，一家三口抽血檢驗，全部被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兒子通過母嬰傳播感染，阿強和蔣麗在兒子出生之前就已感染。
此時阿強向蔣麗坦白，婚后不久他因在縣城打工，和妻子兩地分居，曾去洗浴中心找過“三陪女”，因此感染艾滋病。
因為害怕，阿強和蔣麗把患病的消息告訴了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招來的是兩家人的“避而遠之”。從此蔣麗一家在縣城過著“卑微”的生活，對外保密病情，外出看病要“偷偷摸摸”。2009年冬天，蔣麗一家來到南寧，在城中村租了房子，靠打短工的微薄收入過活。近兩年來，蔣麗說她沒有一個朋友，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兒子長大成人，結婚生子。
不久后，《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自治區疾控中心艾滋病科門診部采訪了桂林市臨桂縣的龍英。這個41歲的南寧城市清潔工獨自租住在城中村，丈夫2009年死于艾滋，16歲的女兒在老家生活。
和眾多“打工夫妻”感染艾滋病的過程一樣，龍英被丈夫傳染。龍英的丈夫早年在外打工，夫妻長期兩地分居，丈夫在外拈花惹草感染艾滋，回家又傳染給妻子。多方醫治花光積蓄后，一家人因病致貧，陷入艾滋困境。
龍英說，2003年丈夫在南寧被確診為艾滋病，她自己于2004年也被確診。為了不讓社會排斥女兒，他們兩人向身邊的所有人隱瞞病情，長期在南寧打工掙錢治病。
2009年3月，龍英丈夫去世。直到現在，他們家里人還不知情。龍英也因承受過多壓力變得日益抑郁，不愿回家面對親人，在南寧也從不和別人交往，過著出租屋里的封閉生活。
艾滋病人心理健康引人憂或存病情傳播風險
艾滋病人雖然因病致貧致困，但社會對他們的包容從未減少。政府除了提供部分免費藥物配給外，還致力于通過“紅絲帶”等宣揚關愛艾滋病人，對其提供物質資助。然而，一些艾滋病人心理健康堪憂，存在向健康人群傳播病毒的風險。
《經濟參考報》記者曾采訪到23歲的艾滋女孩藍藍，她感染艾滋病已有五年。2005年，廣西來賓市忻城縣18歲的農家姑娘藍藍初中畢業，來到南寧打工，兩個月后認識了大她十歲的李姓商人，兩人開始交往同居。
藍藍說，兩年里她曾為男朋友墮胎三次，其中一次是在城中村的小診所進行刮宮手術。由于年齡懸殊，李家人并未接受藍藍，李姓商人很快與別人結婚，但還和藍藍保持著男女關系。藍藍告訴記者，2008年5月，她本打算到泰國旅游，卻在出國體檢中被檢測出艾滋病病毒陽性反應。
至今，除了李姓商人外，藍藍對家人和朋友隱瞞病情。治療過程中，她也曾割腕自殺，也一直和李姓商人一起過著婚外生活。“他自己都不在意，我就不說什么了。我也有點擔心他被我傳染，他老婆被他傳染。”藍藍說，她已無心無力去管別人的處境安危。
如今，藍藍一面維持和李姓商人的關系，一面主動地在當地艾滋病病友圈里尋找合適的結婚對象，有時也和社會人士接觸。
自治區疾控中心一名醫生告訴記者，他認為這些年輕艾滋病人很多都還是自私任性的“大孩子”，雖然醫院多次對他們進行道德教育，但也很擔心他們做出不該做的事，在社會上傳播病情。
“藍藍是個很有主見的女孩，聲稱是因為墮胎沾染了黑診所不干凈的醫療器械才得艾滋病，但我們推測是由于有多性伴導致?，F在她在外面的生活我們也監控不了，存在風險。”這名醫生說。
事實上，未婚艾滋女的婚姻家庭何去何從，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藍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她有時很迷茫絕望，現在活著就想順利結婚生子。
專家建議防艾宣傳應轉向健康人群干預
目前，廣西艾滋病感染人數位居全國第二，并以每天新增30人以上的速度遞增。衛生部免疫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自治區疾控中心副主任卓家同認為，已有的艾滋病宣傳都是講已經染病的人該怎么做，講握手、一同就餐等不會導致傳染，這些無可厚非。但從預防遏制新發感染者的角度來講，應加大宣傳艾滋病得厲害程度，通過這些迫使健康人群自律。
“不能過度宣傳令人放心的信息，不要天天講艾滋病人的權益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否則對預防工作不利。艾滋病宣傳，要讓健康群體懂得權衡利弊，三思而后行。”卓家同說，近年來廣西艾滋病感染途徑以性傳播為主，根據他們十幾年的工作經驗和效果分析，有必要在防控上補充對健康人群的干預。
《經濟參考報》報記者從廣西衛生部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廣西艾滋病感染者新增率跟去年同比上升20%以上，死亡率也跟去年相比同比上升，疫情并沒有得到遏制。
卓家同認為，我國艾滋病防控應實現五大轉變：一是從吸毒人群的針具交換、美沙酮治療、小姐干預為重心，轉移到以一般人群干預為重心；二是宣傳上從同情關懷病人、消除歧視、對艾滋病的危害輕描淡寫，轉移到宣傳艾滋病危及性命、危害家庭和社會、關系國家安全；三是從防、治結合機構不分轉變到防、治結合機構分開，疾控部門要把艾滋病治療的職責轉交給醫院，盡心盡力做預防；四是技術上從大包大攬轉變到督導基層防控；五是從運作上以縣為中心，轉變到以鄉鎮衛生院為樞紐、鄉村醫生為末梢。
廣西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傅慧明長期關注艾滋病問題，并于2008年至2010年參與百色至隆林高速公路建筑工人防艾實驗項目研究。她認為，廣西通過性傳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達70%以上，政府干預重點應當轉移到健康人群身上“更具體來講，就是要普及推廣正確使用安全套。”傅慧明說。
她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目前我國農村的安全套推廣還帶有曖昧色彩，沒有提出正確使用的技術性，推廣進展緩慢。在廣西一些偏遠地區，很多學生初中畢業后由于年齡大外出打工，傅慧明建議教育部門在小學加強性教育，在初中生中推廣安全套正確使用，教他們加強自我保護“建議‘十二五’期間國家在某個省啟動試點，加強對健康人群的防控干預，降低艾滋病新增感染。”傅慧明說。（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