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商關系里，“紅二代”任志強如何自處？
某種意義上，任志強并不回避房地產業與官方、政府關系極其密切的現實。他在書中提到，不涉及的人大約不知道這里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一個官僚主義盛行、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非開放性或叫半開放性市場中官商關系的價值。他也記得，“在華遠的上市路演中，我重點展示的華遠的銷售優勢不是市場，而是與各大單位的合作關系，如各部委、各大銀行、各大機關等等”。他在軍隊當過兵，“我們有常年聚會的戰友會，這些戰友又都分別在各個政府機關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任志強似乎并不忌言剖白自己中國式的行為邏輯—通過關系辦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過父母的關系或權力，但要辦得坦蕩，不是為私、不是腐敗與貪污，而是讓社會受益。
在書中，任志強提及最多的一位官員是當時在北京市計委商貿處任處長、如今是首創集團[簡介最新動態]總經理的劉曉光。“許多人會質問華遠公司是否賄賂官員，我無法明確地肯定或否定，劉曉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說劉曉光沒有從我的手中為了個人拿過一分錢，最多會有一些政府對企業的‘攤派’行為。”
任志強強調，這種“交換”恰恰是中國改革之初進步狀態的縮影，“在土地有償出讓制度之前，如果企業想要突破舊的體制，就必須爭取官員的支持，如果官員們愿意與企業共同創新，并勇于承擔審批帶來的風險，那么企業當然愿意支持官員的改革和機構的建設”。
看得出來，在官商關系里，任志強給自己劃出了一條清晰明確的底線。他曾在一次專訪中承認自己與體制內的多位高層有良好的私交，但也同時強調：“讓他們給你辦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條子，違反紀律，出了事也會害我，所以我不害別人也不害自己。”
在新書中，他也提到，“不可能為了完成一個交易而容忍官方的腐敗，如果你真的這樣做了，很可能在某一天把自己送進坑里，把牢底坐穿。”
幾乎每一個采訪任志強的記者都會提到官商關系的問題，他的回答往往都很簡短。這一次也不例外：“我堅決不干官商勾結的事，也不給領導找那些麻煩。我們不需要官商，我們完全是市場化，有什么官商呢？”
“我看到你書里曾經不點名地批評過一些？”我問。
“腐敗得很，但不能跟你說。”任志強馬上回應道。但不到一秒鐘，他又忍不住指名道姓地抱怨了一番，而且，他沒有提醒我這部分內容不要刊登。
后來，負責出版這本新書的編輯告訴我，在任志強的初稿中，確實曾把一些觸碰他底線的官員寫了出來。“任志強的身上有很多矛盾之處，他很看重作為市場經濟基礎的契約精神和制度建設，但事實上，你觀察他這些年的軌跡，做成一件事情往往是因為有好官支持他，欣賞他，而做砸一件事也經常是因為官。說到底，這是他必然面臨的時代局限性，他沒辦法找到一種可以完全信賴的可靠制度，最后只能靠人。”
“共產黨員最基礎的就是堅持真理，既然你做共產黨人，你就要堅持真理”
任志強就像個多線程處理器，他可以一邊聽著我的問題，一邊閱讀文件，然后還會盡量給出精準的答案。有幾次，他的回應開頭都是“你說的不對”。
在過往關于任的報道中，他性格中的獨特一面不止一次被提起。他的好友、老上司寧高寧曾評價他：“任志強可能90%與我們大家是一樣的，有10%的大腦構造是與大部分人不一樣的。比如說他的較勁、較真兒、打破砂鍋問到底，愛鉆研還特自信，老是先天下之憂而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