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的主流價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社會優先的公義性和人民本位的先進性，與西方國家價值觀資本優先和個人本位的性質大為不同，更能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指向。習近平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無法前進。”弘揚我們的主流價值，實際上就是在守護其公義性和先進性，就是在堅守我們對光明未來的信念與向往。文藝的使命是塑造崇高靈魂、守護美好精神家園，是立德、立心、立人，只有表現主流價值，高揚主流價值，才能發揮好引領、陶冶和鼓舞的作用。
近些年來，廣大文藝家以高度社會責任感，創作了大批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作品。但必須看到，當下也存在著疏離主流價值的傾向，仿佛距離愈遠，藝術性愈高，不僅使自身創作陷入迷霧，而且干擾了受眾的價值判斷與選擇。
一是以展示人物性格復雜性為名，用中和化描寫削平主流價值。比如，有的作品表現兇犯，常勾兌些善良品質；寫欺詐者，一定要展現其誠實的一面；寫剝削者，涂上一層仁慈的玫瑰色；寫暴君，撒上點美德的佐料；寫漢奸，點綴些美好人性；寫侵略者濫殺，也要在其眼睛里流露出人道的哀傷……這樣就將人物形象中和化。本來這些反面人物，可以激發起人們批判丑惡的正義力量；但現在一中和，這種激發就失去了著力點。還有些作品則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噴灑一些惡劣個性以實現中和。這樣一來，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被混淆，無原則地限高主流價值，拔高非主流價值和反主流價值，拆除基本的善惡、美丑界線，使受眾喪失對崇高的敬仰感和對卑劣的辨別批判力，陷于一種平庸的審美。
二是以世俗化訴求抑制主流價值。在一些作品中，主人公高尚的道德榮譽感被世俗利益的滿足感所取代，他們對崇高說“別了”，對理想說“戒了”，建設國家的勞動熱情和純真理想被撲滅，取而代之的是發財熱望與身體欲望的膨脹和張揚，使個人主義戰勝集體主義，激發起的崇拜不再是勞動英雄、革命英雄，而是財富英雄、權力英雄。普通勞動者作為歷史主體的主人翁地位，在這些作品中又一次讓與帝王將相與商賈富豪。有所放縱，就必然有所壓抑，主流價值在這樣的創作傾向中必然處于被壓抑、被疏離狀態。
三是以娛樂化手法解構主流價值。上世紀30年代，魯迅就對有導演想改編《阿Q正傳》表達過反對，他說：《阿Q正傳》“一上演臺，將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此時編制劇本，須偏重女腳，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這些觀眾之一顧”。這表明魯迅對當時舞臺表演娛樂化的警惕和清醒。滑稽是為了空洞的笑，哀憐是為了煽情，偏重女角是為取悅觀眾、博取票房。這些娛樂化手法在當前一些文藝創作中并不鮮見。娛樂是文藝功能之一，但并非其功能的全部和根本。如果把文藝當成為娛樂而娛樂的載體，認為娛樂是文藝的根本屬性，甚至以娛樂化方式表現極為嚴肅的主題，就會使本應負載的精神價值日益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