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巖：你的兒童文學創作是從短篇小說開始的，如早期的《空空的紅木匣》《黃紗巾》《女孩的暖冬》《蓬鎮故事碎片》《稻場笛聲》等等，到近年創作的《我家的月光電影院》《小城池》《滿山打鬼子》等中長篇小說，應該是你創作上的自信與成熟的標志，更是你駕馭文字能力和構思故事能力的提升。這其中經歷了一個怎樣的轉變？
你是怎樣做到的？
薛濤：我想起一句歌詞———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我很喜歡這句話，還用它做了我的新書《白銀河》的題記。用這句話來形容我應該很恰當。我不懈怠，永遠向前走。讀初三那年冬天，我參加了晚上的補習班，放學后我需要穿越寒夜走回家去。這中間相距五里路，中途還要經過一片陰森的墳地，而最難以通過的是無邊的黑夜，它看似空闊其實狹窄得令人窒息。沒有同伴，沒有別的依靠，全仰仗頭頂的星光給我膽量，家中的那團爐火給我能量。我不時地告誡自己不能停下來，也無路可退，只有走下去才會接近家中那團爐火。我一天天地堅持下去，竟然挺過了一個寒冬，來年春天再開學時，我已經有資格在縣城的重點高中讀書了。寫作無疑是快樂的，而超越與轉變的過程又是無比艱難，除非你只想躺在老地方睡懶覺。這個過程就像孤身一人穿越寒夜，沒有同伴，只有頭頂的星光和遠方的爐火。與孤獨抗爭，跟自我局限進行較量，這是少年時代養成的習慣，我早已經樂在其中了。
我最大的快樂是超越，哪怕僅僅是一毫米。我永遠走在趕往下一站的路上。
林巖：問一個比較簡單和通俗的問題，你構思這些兒童作品，或者是塑造了諸多鮮活孩子形象的時候，是怎么做到的？如《我家的月光電影院》里面的“我”和李小蟬、《小城池》里面叛逆的女孩沙漏以及《滿山打鬼子》里的以滿山為首的一批小孩子形象的？
薛濤：他們即是想象力的饋贈，也是生活送給我的禮物。
先說《我家的月光電影院》。我父親很年輕的時候是一位電影放映員，那個年代電影放映員是一個很受追捧的職業。父親是在那個時候養成了愛笑的好習慣，我也時時體驗到了“電二代”的榮光和驕傲。就說一個事情，一旦有好的電影父親偶爾會在家里給我們搞個首映儀式。
這個首映儀式很簡單，在墻上掛一塊小小的白床單，把電影機對準那里就行了。這個細節構成了《我家的月光電影院》的核心故事，“我”的身上就有我的影子，那里的故事幾乎就是“我家的”故事。
再說《小城池》。十幾年前弟弟給我講過一個遠親家的故事。親戚家的女孩經常讓母親幫她洗印照片，據她說老師和同學們很喜歡她，要她的照片做紀念。母親信以為真，便時不時就洗印女兒的照片供她送人做紀念。后來，母親無意中在女兒的抽屜發現了一個秘密，那些照片都鎖在她的抽屜里，根本沒有送出去。討人喜歡的事情無疑是女兒虛構的，她的內心經歷著怎樣的孤獨和自卑呢？這個故事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當時我腦子里閃出一個詞：蒼涼。十年后我終于寫出了女孩沙漏，她身上就有那個女孩的影子。不過沙漏更豐滿、更叛逆，甚至看不出原型了，可是小說蒼涼的基調卻完完整整地來自十年前的瞬間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