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小報上報道的通奸加謀殺的市井案件改造成一個愛情故事，作者到底需要何種稟賦？美國作家凱恩便將紐約小報上的露絲·施耐德案件改造成一個愛情故事——借由敘事的魔術。
需要司湯達那樣一顆英雄主義的心靈？但20世紀的紐約或者加州，并不適合讓這樣的心靈浪漫地跳動起來。盡管，或許凱恩多多少少也擁有司湯達那種女性化的浪漫傾向——在《雙重賠償》里，當沃特·赫夫想讓電影院引座員牢記他，以便獲得“不在場證明”時，他伸手扣上她制服最上邊的那顆紐扣——這是個喜歡偽裝成花花公子的現代都市化于連。
需要對復雜人性心理的透徹理解？與司湯達不同，凱恩處理的是20世紀病態心理醫學背景下的人格。像現代心理學這些事兒，凱恩知道的不少，雖然他說得不多，以免讓人覺得他“有學者派頭”(保險公司案件調查負責人凱斯曾對赫夫說過這話)。但他對諸如無意識詞句、微表情這些東西的捕捉能力，看起來不亞于一個專業心理醫師。《雙重賠償》中的男女主人公討論作案計劃，她說讓那個將被他們謀殺的丈夫不好好臥床休息，卻綁著石膏出游會有危險(會影響愈后傷腿的長度)。這是在狀寫女人的愚蠢和遲鈍，還是在揭示病態殺人狂無法分清生死界限的危險心理狀況？
我們要說，一個20世紀的愛情小說作者，最最要緊的稟賦是那種無計消除的深刻疑慮、一種大大超越司湯達式疑慮的徹底的懷疑主義精神。當司湯達不允許他的女主人公閱讀愛情小說時，這種疑慮已在19世紀微露端倪。電影編劇文森特·勞倫斯向凱恩不斷提起love rack，但在凱恩，love rack是一個拷問愛人/罪人的刑架。充滿懷疑的拷問者采用的是證偽法則，受刑者證明自己在相愛，并不會讓他滿意。在作者的不斷追問下，他們不得不一個接一個自述證據、排除疑點，推翻讀者或觀眾們認為當事人之間不存在愛情的堅定判斷。
如果說在第一部小說《郵差總按兩遍鈴》中，凱恩尚未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小說里那對愛人/罪人(法蘭克和蔻拉)多多少少仍舊是我們所熟悉的傳統情侶，他們很少受到證偽法則的拷問。盡管這對情人常常因精神折磨而短暫分別，但這總會讓欲火燒得更加旺盛。盡管后來兩人動輒暴烈爭吵，但回回都以瘋狂做愛來收拾殘局。
但在《雙重賠償》中，那對情侶要面臨一個充斥著不利證詞和錯覺歧義的復雜局面。這部小說里的男女主人公，有著代數一般冷靜的頭腦，以至于在步步為營的敘事里(以精于計算的保險推銷員赫夫的第一人稱視角)，情欲有時候似乎變成謀殺方程式的冗余之物——當讀者聚精會神參與演算時，對此自然而然地視而不見。讀者甚至無法確定這對情侶“干完所有的事”里包括不包括上床這件事？
這一次，作者對愛情小說的當事人反復舉證質疑。決定性的不利證據有這幾條：她在與他合謀殺害丈夫之前，就已謀殺多人(在紐約市施耐德案件里露絲曾7次設計謀殺她丈夫)。他承認(他意識到)他已(真正地)愛上她的繼女(繼女是對小報故事人物設置的一次靈巧改裝)，他甚至為那小女孩而甘心去自首供述殺人重罪。《郵差只按兩遍鈴》里的男主角未能實行的殺人滅口，《雙重賠償》的女主角幾乎完成，她確實開槍射殺赫夫。當電影編劇文森特·勞倫斯向作者凱恩講述露絲送給亨利一瓶加入大量砒霜的葡萄酒時，小說家聽到的是決定性的敘事動機。這是最強烈的拷問：你愛不愛一個殺你的女人？
小報上的紐約通奸謀殺案里，露絲和亨利的情欲關系毀于法庭上的互相指控；凱恩小說里發生在加州的通奸謀殺案，男女主角的愛情幾乎也要毀于互相的殘害和告發。在小說結尾挽救這首驚悚都市愛情敘事詩的，是那個凱旋般的雙雙自殺。這自殺不在假定敘事者的視角之內，但讀者若相信自殺會成功，就會相信城市里仍然有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