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全國圖書博覽會在哈爾濱舉行，展出各類出版物三十余萬種，其中新書和重點圖書占60%以上。今年6月，全國圖書博覽會(第22屆)在銀川舉辦，展售的圖書同樣達到三十多萬種……2000年以來，每年出書在25萬種左右，2010年達到該年出版圖書逾32萬種的高峰，“2010年我國出版圖書32.8萬種、71.4億冊”，可謂皇皇大哉！
在如此巨量出版的面前，卻無法令人興奮。實因無論生產者(作者)，還是產出者(出版者)都問題多多，尤以出版物的內在質量令人憂心。讀書界常見無書可讀的埋怨，所謂無書可讀，不能怪讀者有眼無珠，到底是出版興旺，還是紙張堆壘的龐大廢墟，文化人體會最深。
其中尤以文史類著述、教輔以及衍生品問題最大。許多談史的作品仿佛黃口小兒的論文習作，初生牛犢，喜作驚人之語，學養與證據俱為薄弱的條件下故意向權威挑戰，無疑像街頭頑童向武林大師扔泥巴，狂妄而幼稚。雜湊剪輯的內容多如過江之鯽，即令所謂原創者，也因常識闕如，見識偏頗，因而在敘述上問題頻出，加之滿紙沓泄不振的語言，讀之令人頭脹不已。
然而產出者不斷為之推波助瀾。在明星娛樂人員整容成風的時代，圖書業者似乎也很快摸透了這套關節，以表皮功夫而期產品成為炙手可熱的搶手貨。短平快的整容時代，光鮮外表，繁復耀眼的腰封、華麗可疑的說辭，借此暗渡陳倉。企圖以多層次的包裝，而遂其“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之愿。
即便大型出版社，也有令人震驚的殘次品。近讀商務印書館(微博)最近所出的《中國的海賊》(日本學者松浦章所作，謝躍譯)為其可怕的差錯而震驚。僅舉一例，該書引用《點石齋畫報》上的一段文字來作論據：“浙江省之塘棲鎮距省垣艮山門約四十里。近鎮附有地名五港博陸者。此一小小市集官大河之沖，梟槍匪時有出沒。故上憲派兩炮船以鎮壓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此時已四縐哭，有四五小艇疾若飛。”這段話越看越別扭，再看《點石齋畫報》上的原文，不過是說：“浙江省之塘棲鎮距省垣之艮山門約四十里，近鎮有地名五港博陸者，亦一小小市集，當大河之沖，鹽梟槍匪時有出沒。故上憲派兩炮船以鎮壓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過此，時已四鼓，突有四五小艇疾若飛。”其中就有多處標點錯誤；漏字，不能辨認干脆省略；加字，明明沒有硬要加入；錯字，對于行書體繁體字不能辨認想當然亂安一字……再細一看，該書對于廿四史有標點本的引用都沒問題，對于刻本的引用，幾乎都有錯誤。整書差錯率不知是新聞出版署所要求(萬分之幾)的多少倍。真不知這樣的“學術著作”是怎樣寫成的，又是怎樣譯成的！
舊時的文史學者，僅以史學家蕭一山、繆鳳林、王桐齡、方豪為例，他們的著述，可謂三個“實”來概括，即扎扎實實、踏踏實實，更且還結結實實，巍然峙立，仿佛金剛不壞之身。不幸滑落到近日下筆便錯的現實。
在某一類出版產出者那里，純粹以生財工具或飯碗視之，人們常說的垃圾書以低折扣出籠，充溢濃烈的功利之心。中華文化的芬芳為之蕩然。雖逞一時之快，然而對于文化產業的建設后患不少。（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