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的長足崛起與頃刻覆滅，使它象劃過歷史長空的一顆流星。因為史跡的泯失，史料的闕如，有關它的興廢存亡的一切，都成了近千年來的一個歷史的難解之謎。
軍旅作家黨益民，基于一個黨項后裔的使命感和小說作家的想象力，由一尊石羊里偶然發現的歷史遺籍，復現了西夏王朝最后20多年的復雜歷史，真切描述了西夏王朝由強變弱，走向覆亡的過程。少有可以依托的歷史資料，更無相應的文學參照，無疑使這部西夏秘史的文學演繹布滿了艱難，充滿了挑戰。
但黨益民戰勝了種種困難，完成了自我挑戰，作品寫得扎實可信、樸茂可讀，這一切都使得《石羊里的西夏》（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一作，顯得十分難能可貴，值得特別予以關注。
讀《石羊里的西夏》，如窺探民族秘史，如欣賞歷史傳奇。作者在外戰與內戰、兵戰與心戰的立體畫卷之中，慨嘆著一個民族的勃興，也悲嘆著一個民族的衰亡。梳理了種種閱讀感受，異常悲壯的歷史與熠熠閃光的人性，交替著在腦海浮現，在眼前閃現，并向人們訴說著民族的劫難、人性的悲劇及其背后的諸多引人探究的隱秘。
西夏王朝從它的第六位皇帝純佑，到最后一位皇帝李目見，只有短短的22年，但這22年走馬燈式地爭權奪位，卻象放大了的一面借鏡，把這個王朝的內亂與外患的本相顯現得絲毫無遁。西夏比鄰的宋、金、蒙三國，論國土之大和國力之盛，都在西夏之上；在這樣一個敏感的三角地帶存身和發展，本身就十分不易。而西夏王朝并不能以統一的意志和全部的力量抵御外敵，它在頻仍不斷的內亂之中，更為要命地消耗著自身的實力與元氣。西夏的第六位皇帝純佑，因為太后的背后支持，很快就被鎮夷郡王安全強勢奪位；安全在與大都督遵項的明爭暗斗中無奈落敗，皇帝只好讓與遵項；強悍的遵項在年邁之后傳位于無能的德旺，德旺在內外交困中又被李目見取而代之。每一位皇帝在未登基時，想的都是如何以巧取豪奪的方式篡謀皇位；而登基之后，又都想的是如何不擇手段地排斥異己和驕奢淫逸。皇位和皇權，成為了西夏諸王眼中的全部，手中的一切；其他的政務與國事，根本無暇旁及也無力顧及。所以，每逢成吉思汗領兵攻來，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先戰后降，成為連年進貢和日益貧弱的附庸。客觀地評判西夏的由盛及衰和最終覆滅，與其說是虎視眈眈的成吉思汗戰勝了他們，不如說是自我戕害的他們自己打敗了自己。這一結論可能是痛苦的，但也是真實的。西夏人是西夏王的犧牲品，而西夏王是皇權的犧牲品，而皇權作為權欲、人欲的終極象征，一直引領著西夏人的政治斗爭與日常生活，這使所有的西夏人都被裹脅在這扭曲又變形了的皇權之爭的漩流，或者被左右，或者被影響，從而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演繹了一場人如何成為自己的犧牲品的曠世歷史悲劇。這當然是一種冷靜而客觀的揭示，但其中包含的反思的勇氣與反省的精神，也隱隱可見。
在西夏由繁盛步向衰亡的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作者特別由一些有志向又有血性的鐵血男女，歌贊了悲情歷史中的悲壯英雄和閃光人性。這里邊最為耀眼的，當數統軍德仁。這個遵項的長子，一身正氣，一心為國；遵項讓他借著與安全一起帶兵抗擊蒙古騎兵時，相機收拾了安全，他堅辭不允；在安全繼任國王后，他提出強化鐵鷂兵的主張，也不被安全采納；父親遵項怪怨他時，他正言說道：“我不是對他忠誠，我是對大夏忠誠，我不想看到宮廷內亂，大夏內亂。”然而，他的這種嚴氣正性并不被父親看重，在父親遵項為王數年又再次遜位時，繼任者選了德旺而繞過了身為長子的他；無論是父親稱帝，還是弟弟為王，他都竭盡心力，克盡職守，為大夏的安危四處征戰，抵御外敵。而在德旺無力支撐危局，眾人盼他代位時，他卻堅意拒絕了，并對臨危受難的兒子傾吐了他的肺腑之言，那就是他所在意的并非什么王位，而是“騎著白馬，揮舞龍雀劍”的那個自己的體面與尊嚴。他告誡行將即位的兒子：“我們已經失去了最好的機會，但我們絕不能放棄。孩子你要記住，我們黨項人任何時候都不能服輸，我們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活。”這是他擲地有聲的錚錚誓言，也是他耿耿正正的自我畫像。他自己就是這樣正直為人，忠心保國，為西夏的生死存亡無私無偏地拼搏著、奮斗著，直到生命與國運的最后一息。這個集將相之才于一身的人杰，置身于西夏這個爭權奪利的錯亂的大棋盤，棲身于三國這個爭霸逞強的錯綜的大棋局，什么都無法實現，什么都不能改變，無力回天的他，只能隨著日薄西山的西夏一同滅亡。德仁這個英才的個人的不幸與西夏的不幸，就這樣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讓人們為造化與人、時世與人的命運關聯而慨嘆，而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