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車禍所衍生的嗜睡癥，讓我們得以重新檢視偵探詹尼維奇與小說《嗜睡偵探》。他當偵探是因為已取得證照，而且那是他唯一的謀生之道，卻受迫于嗜睡癥而不敢任意外出，只好接些無需出門的小案子，在家靠著上網搜尋找人，久而久之自然成為宅男一員，平日最大的困擾是不時與瞌睡蟲抗爭，幸好有獨居老母從旁協助生活起居。老實說，這算哪門子的冷硬派偵探？他不粗獷而神經質，愛耍嘴皮子但不算柔情；大半時日窩在家里，偶爾在大街上與壞人勉強周旋，卻不知自己的信仰何在。別的硬漢是死撐到底，他自己則是隨時猝倒在地。兩者之間的對比落差，不僅推翻了硬漢偵探的優良傳統，而且也踩壞了美國革命的命脈。言談至此，崔布雷的意識形態已昭然若揭，他一手創造的偵探并非“帶槍的圣者”（Saint with a Gun），反而是具備周星馳式無厘頭意味的“帶衰的睡者”（Sleeper with a Trouble）。故事中充斥著非理性的生活空間、拼貼的過往記憶、碎裂片斷的夢境、窮極無聊的賤嘴毒舌，并強烈質疑現代生活中的“秩序”，這般種種帶著嘲諷口吻的書寫，一一透露著后現代風格的趣味性。
后現代的“后”有反對之意。崔布雷的《嗜睡偵探》既向錢德勒與《長眠不醒》致敬，同時也嘲弄了私家偵探的形象與傳統。這一褒一貶之間的不協調感，再加上打破常規的Kuso作風，不正是后現代主義的重要特征？所幸的是，崔布雷在顛覆之余仍不忘建設，他由大變小（把“大眠”改為“小眠”），在小說中融入網絡、文明病、“美國之星”電視選秀節目等貼近現代社會的情節描繪，賦予晚七十年誕生的《嗜睡偵探》令人驚喜的新意。
希區柯克若有幸觀賞1998年的新版《驚魂記》，不知他會作何感想，很可能還是以那句口頭禪“這不過是部電影”一語帶過。然而雷蒙德?錢德勒若有機會拜讀《嗜睡偵探》這部小說，相信這位素以難搞聞名的推理作家，理當會抽著煙斗、翹起大拇指說“硬是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