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子公社農科站地處一個叫鐵銅溝的里邊，距溝口公路不到兩公里，只有一條人行小道，河水中有拖拉機碾壓出來的無形便道。過去到結子公社農科站參觀的人，只有縣級以上領導才不管車好車壞開進去，其他都把汽車停在溝口，步行走進去再走出來。我們這天乘坐的縣委吉普車沒有在溝口停下，沿著全是石頭的河床逆流而上，車轱轆像跳舞似地在水中艱難行駛，坐在前后排的人都一起被顛得屁股挨不著座位。縣委小車司機毫無怨言地把我們一直拉到陽坡，在居住著上十戶人家的農科站最大的一塊平地莊院停下。

　　當吉普車打開車門后，好多人圍了過來，小孩子叫“馬叔”，其余人一律稱“老馬”，沒有一個人喊“馬主任”。在縣上，幾乎所有的人，不管過去的上級還是昔日一起工作過的同志，見了面皆一律改呼“馬主任”，此時我聽到這一聲聲“老馬”感到十分親切。這兒有三間大瓦房，是我蹲點時新蓋的，左邊一間用作合作醫療站門診室，右邊兩間是科研室。科研室門鎖著，我們在合作醫療站里坐了一會兒，喝了醫生們特地泡的茶水。合作醫療站里此時有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女的是農科站黨支部書記鄧富山的愛人，名叫陳鳳英。不用我吩咐，他們分別都去找該找的人通知去了。喝水的當兒，我告訴賈平凹眼前這兩名醫生，一個人的父親解放后“鎮反”時被槍斃了，另一個是“文革”中戴上帽子的歷史反革命分子，都是我在這里時安排行醫的。賈平凹很驚奇：“你咋敢把這些人都弄到合作醫療站來?”我說人家能看得了病，一個原來就是公社衛生所的醫生，戴上帽子后才被開除回來。　　這個人后來復查“三案”時，由我協助向縣公安局申訴，早早平了反恢復了公職，但在我和賈平凹去時還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我告訴賈平凹，“文革”中搞的那種合作醫療，每次看病只準收五分錢掛號費，一般大隊哪有錢往里邊貼?只掛個牌子什么藥也沒有名存實亡。結子公社農科站合作醫療站卻名副其實，中西藥齊全，基本上可以滿足一般疾病醫治。農科站大小人看病一律只收掛號費，堅持了好多年。原因就在于這兩個醫生都算得上是這一帶的名醫，周圍好幾個大隊的人都到這里來看病。不是農科站的人照常收費，每年醫療費和藥品利潤收入頗豐，足可保證農科站200多口人治病藥費還有余。要不是有這兩位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子弟的醫術，農科站合作醫療怎么搞得下去?我派了兩位貧下中農擔任站長、副站長“領導”他們，領導權依然掌握在貧下中農手里。不過，站長、副站長主要任務是上山爬坡采集中草藥材，這時沒見肯定又去了深山老林。農科站醫療站每年采集回來的藥材，經炮制后再賣給病人，收入挺不錯。我把這些嘮嘮叨叨說給賈平凹，他聽后笑了笑，說：“共產黨的空子就是這樣被你們這些人鉆了的。”

　　喝過水沒有等農科站干部接待，我們就開始沿著彎來扭去的田間小道，順著各戶人家居住的山腳、溝坡轉悠。每到一戶門前，我就向賈平凹介紹這家有幾口人，都是些什么人，有些什么特殊故事。當然，不是家家都有在文學上有用的素材。到每家門前，主人都熱情邀我們到屋里坐，賈平凹則看我有意無意，我便自忖有無必要，有的進去瞅瞅，連坐也沒坐就走;有的稍停片刻，抽支煙喝杯水。大家跟我熟悉，我用不著說什么客套話。在從一家走出來后，我對賈平凹說到那家男的和女的各有自己的相好，而且互不指責。賈平凹聽了，忍不住又回過頭去看了看，揣摸那是一對什么樣的倆口子。隨即對我說，再到有故事的人家時，事先給他說事，再進去看時就有了目的性，剛才就沒有盈心看，都記不得那女人啥模樣了。

　　在農科站一組保管室場院上，我們看見了一個穿得又破又臟直翻白眼的老頭子。我對賈平凹說，你別看這老東西，還瞎得很，得住手就想占人家女人便宜。有年夏天他到一個人家去，看見那家女人光溜　　溜躺在炕上睡著了，便爬到了人家身上。女人醒了，一把推開老家伙，也沒有發多大脾氣地說：“尹叔，你老了老了咋還恁瞎的?”老家伙嘻嘻笑著說：“老有老來福，拆了草房蓋瓦屋。”這個姓尹的老頭子孤身一人，貧農成份，大家奈何他不得，也沒有奈何他。我們還看到瘋瘋顛顛的五保戶，名叫陳智理，卻沒有“理智”，比姓尹的老頭子更可憎。五保戶是有那么點兒精神病，自己做不了飯在各家吃派飯，卻時常對管他飯的人家女人動手動腳，有一次把一戶人家的女孩子追得沒命逃跑。就這，誰也對他沒辦法，派飯照常吃。我后來寫了篇小說《老有老來福》，把這兩個人綜合為一個人，賈平凹看了還記得寫的是結子公社農科站那兩個活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