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作為綜合體現作家思想、才華、經驗、審美、技巧、耐力等多維精神質素的長篇小說，近年來其創作呈井噴態勢，成為我國文學藝術領域中的一道璀璨靚麗的風景。這些長篇小說從不同角度和側面摹繪時代發展的壯闊圖景，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社會前行的豐贍訊息，不僅反映了當代中國文壇的活躍景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文學藝術事業的勃發與繁興。但是，我們在為長篇小說高產多產的盛況而欣喜感奮的同時，又不能不對其總體思想意蘊和藝術水準進行反芻和沉思：為何如此眾多的長篇小說大都曇花一現，既沒有在文學史上留下痕跡蹤影，也沒有為人們精神軀體增添人文養分？這種數量和質量、速度和品質上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人們產生困惑和詰問：這些長篇小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聯系著當代社會現實，究竟在何種意義上連接著時代變遷？冷靜思索之后，我們至少對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兩種傾向表示顧慮和擔憂：一是貴族化傾向。一些作家把創作視點聚焦于所謂“新上流社會”，作品的主人公大多為豪門望族、達官顯宦、明星大腕，他們衣冠楚楚、風度翩翩、粉妝玉琢、千嬌百媚，出入于寬敞花園別墅，往來于高檔酒樓茶肆，在洋酒、鮮花和美女的陪伴中打發時光消磨歲月；他們將自己閉鎖于奢華安逸之中，不是在隱秘的“房間”里“坦言”“私人生活”，就是在“拒絕浪漫”中“找不著北”，虛擲溫情把玩矯情，以高大上自居，遠離大眾鄙夷草根。二是媚俗化傾向。一些長篇小說作品用世俗眼光觀照社會審視人生，沉迷于身邊的卑微瑣事，醉心于在一地雞毛中構筑精神世界，貌似敘寫世相描摹眾生，實則曲意逢迎嘩眾取寵，作品彌漫著平庸的價值觀，散發著庸俗的銅臭味。更有甚者，很多作品竟以直白露骨的性描寫開拓市場，用博人眼球的小說名稱、封面設計誘惑大眾，成為污染和消蝕讀者靈魂的精神霧霾。長篇小說的這兩種創作傾向，究其本質都是背離生活游離時代的，前者基本上是局促和狹隘的，是以小時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時代、大世界、大格局，其后果是不自覺地將人們引向時代生活的邊緣；后者則把精神產品商品化金錢化，追求的不是使讀者從作品中獲得精神提升，而是引導人們墮入個人的狹小天地茍安偷活，二者均背棄了作家的良知、放逐了文學的使命。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到，由于我國當代作家人文基因先天不足、價值理念后天匱乏，當市場經濟大潮狂飆突進之際，盡管有不少作家恪守道德理想、秉持人文情懷，還有些作家難以以小說創作對陷于物欲困境中的自我進行存在價值的追索和探尋，其結果只能是主體性視角無法穿越事件和物象攜手建構的塵世高墻，作品成為塞滿俗物和宣泄欲望的垃圾文本；更有個別作家游離時代發展主航道、躲進社會生活暗渠里，攻訐謾罵，誨淫誨盜，污言穢語，肆意稱快，蓄意對抗和解構，逐漸淪為低俗文化、庸俗文化和媚俗文化的制作者和傳播者。他們的小說作品，不僅沒有人文精神的浸潤和滋養，而且缺乏時代哲學的點繪和熔鑄，更缺少對人本身價值的終極關懷。正是這些“喧嘩與躁動”、速成而短命的所謂長篇小說，以一種極端而有害的方式，切斷了19世紀以來世界文學批判現實和人文關懷的深厚傳統，遁入文學良心滑落和畸變的歧途。
應當看到，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作家們也經歷了從自我感覺良好到茫然無奈的心路歷程。面對社會轉型體制轉軌，面對迅疾而來的市場經濟，他們也許還沒來得及對時代進行理性思考、對生活進行現代打量，思想準備不足，精神資源貧弱。鑒于長篇小說創作宜于全方位多側面地描繪時代場景，更由于其能夠體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文藝發展方面的總體成就和綜合水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長篇小說創作在文藝生產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創作品高質優的長篇小說是推動文藝工作的關鍵舉措，也是檢驗文藝發展的重要標尺。毋庸諱言，長篇小說作為文學藝術體系中的“重武器”，其特點是篇幅長、容量大、情節復雜、人物眾多、結構繁復，適于表現廣闊的社會生活和重要人物的成長歷程，并能充分反映某一時代的重大事件和歷史面貌，換言之，長篇小說具有觸及時代生活深度和廣度的優勢，與時代發展具有某種契合性和同構性，凝聚著作家對社會對人生的整體性把握和本質性認知。中外文學史表明，許多優秀長篇小說與時代的風云際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大都誕生在時代劇變、社會分野的特殊歷史時期，很多杰出作家敏銳地感受時代風氣，忠誠地記錄時代生活，其作品成為時代嬗變的標識，成為歷史生活的名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