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賽珍珠的幫助和鼓勵下，老舍開始重新考量寫作計劃。轉眼到了1946年底，訪問規(guī)定的時間逼近，此時中國內戰(zhàn)爆發(fā)了。老舍經過了一番考慮后決定先留下來靜觀時局，同時繼續(xù)完成自己《四世同堂》的寫作。
辛勞筆耕，經受“煉獄”
留下來的日子顯然沒有第一年好過。第一年他是美國國務院請來的客人，風風光光，出入體面而且生活有保障。一旦從訪問學者變成了滯留客，待遇就兩樣了。幸而，老舍有賽珍珠的幫助，在移民局辦妥了允許滯留的法律手續(xù)。
大量史料表明，這段時間的老舍很少有朋友往來。他在紐約租了兩間公寓房，終日進行艱苦的文學創(chuàng)作。1947—1949年，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還創(chuàng)作并參與翻譯了長篇小說《鼓書藝人》、戲劇《五虎斷魂槍》等。
按說，老舍那時逃離了中國的戰(zhàn)亂，得以在一個和平、安逸的環(huán)境下創(chuàng)作，這應該是那時多數(shù)中國作家的夢想。老舍求仁得仁，還有什么話可講呢？的確，老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到他的生活時顯得很知足。關于《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寫作，他說：“就我個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部小說，因為它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
但事實上，老舍的這段日子并非很愜意。他在寫給友人的另外的信里便真實地剖白了自己的內心：“……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處跑跑，開開眼界。今年，剩下我一個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亂跑，于是就悶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寫一點。……洋飯吃不慣，每日三餐只當作吃藥似的去吞咽。住處難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錢，于是又住在大雜院里——不，似應該說大雜‘樓’里。不過，一想起抗戰(zhàn)中所受的苦處，一想起國內友人現(xiàn)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個床能睡覺，還不好嗎？最壞的是心情。假如我是個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錢，我大可去天天吃點喝點好的，而后汽車兜風，舞場扭腚，樂不思蜀……沒有享受，沒有朋友閑談，沒有茶喝。于是也就沒有詩興與文思。寫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萬字！這是地道受洋罪！”其間，老舍還幾次生病——這樣的狀態(tài)和心情，能不生病么！——以至于他在信中嘆道：“……這年月，活著死去好像都沒有多少區(qū)別。假若一旦死去，胃，頭，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嗎？”喪氣成了這個樣子！老舍的心情，可以想象是壞到了極點。但是，他還沒有絕望：“……酒可不大吃了。吃一點，因為頭昏，就會醉；爽性不吃。沒有醇酒，似乎也就沒有婦人；也好，這樣可以少生是非。”
日子既然過得像老舍描寫得那樣苦哈哈的，那他為什么不回國呢？老舍自述道：“我想：出來一趟，若能有幾本書譯出，總算不虛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