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稅之后該如何
□趙 曉 陳金保
雖然稅收收入增速已明顯放緩，但我國社會的稅收負擔水平仍在繼續上升。據報，2014年全國稅務部門共組織稅收收入103768億(已扣減出口退稅)，比上年增長8.8%，并首次突破了10萬億大關。
在經濟轉型和復蘇的困難時期，通過減稅和放權以激發市場的活力一直是大家的共同期盼。可是，為什么減稅喊了這么些年，增稅卻一直在持續？暢想一下，未來幾年有沒有可能出現稅收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呢？筆者以為，這種可能性基本上沒有。最直接的原因是，減稅和減支是硬幣的兩面，減稅必先減支。支出減不下來，何談減稅！
根據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當一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國民對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需求會直線上升。按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率計，2013年中國人均GDP約為6767美元，民生支出需求和剛性都很大，加之我國現階段行政管理改革和經濟市場化改革還遠未到位，繼續減稅對政府財政，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會帶來很大壓力。所以，從平衡預算角度看，進一步減稅的空間已然不足。
另外，從橫向比較上看，中國稅負也有適當提升的空間。2014年，我國以稅收收入計算的小口徑宏觀稅負大約也就是20%左右，OECD美洲國家平均宏觀稅負為27%左右，而OECD歐洲國家平均為37%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5%左右。也就是說，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還不算高。
對于稅制改革方向，十八大的定調是“穩定稅負”和“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除了“推進增值稅改革，適當簡化稅率”外，其他改革基本上都是增稅舉措。其一，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和稅率。最典型的是2014年底成品油消費稅連續兩次上調，且調增幅度超過了40%。其二，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這雖然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但要是真能做到加強金融管控、全面歸集個人收入，并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則大部分家庭增稅已是必然。其三，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現在雖然還沒法獲悉開征房產稅的相關細節，但據國外的實踐，未來的征收潛力巨大。有研究顯示，到時候很可能僅此一個稅種全國的征收額就有望突破萬億。其他有類似加稅效應的，還有坊間熱議的遺產稅。其四，加快資源稅改革。比如對開采地下水征稅，另一方面，把“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設計上就是增加資源型產品的稅負。其五，開征環境稅，雖然費少了，但稅肯定多了。其六，清理稅收優惠政策，特別是取消一些區域性和地方政府自行規定的稅收優惠，其增稅的實質性作用就不用說了。這么細算下來，十八大提出的稅制改革舉措如果都落實了，我國的稅制結構確實能得到有效改善。
由于目前我國稅制本身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間接稅占比過高、收入差距和經濟結構調節能力差等，十八大提出的稅制改革舉措非常必要也很緊迫。現在的關鍵是，增稅之后該怎么辦？
毫無疑問，當然要加快落實結構性的減稅政策。該增的要增，但該減的也要減。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增稅政策推出來很快，而減稅政策推出來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比如，成品油消費稅可以在半個月內連續兩次上調，而對于之前被社會各方普遍詬病的“饅頭稅”、“月餅稅”之類的稅收卻總沒有實質性改進，對創新型產業、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力度也總讓人覺得不那么解渴。
加大力度清理非稅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在我國現有的財稅結構中，除稅收之外，政府還有一大塊非稅收入，包括預算內和預算外。這些收入不是稅收，但一樣具有稅收的實質，就是都要由百姓來承擔。初步估計，2014年我國政府的非稅收入大致在8萬億左右。因而，雖然我國以小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并不高，但如果以國際通行的大口徑(政府收入與GDP的比值)來計算，我國這一比例為35%左右，而美國也不過37%左右，歐洲國家可能稍高點。以此而論，我國的社會總負擔水平并不低。清費正稅是符合“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改革方向的，但不能把稅“正”了，而費卻老“清”不了。
評判一個國家的稅負“痛苦”指數有多高，不應只糾纏于稅負高低，而更應關注財政支出結構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所獲得的大部分財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和提升福利水平，那即使稍高的稅收也無傷大雅。比如，歐美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的宏觀稅負確實比中國高，但他們的公民普遍享受到了“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的福利，所以那些國家的民眾對高稅負的接受程度就比較高。在這些國家，社會福利支出是最大的財政總支出項目，一般都在30%以上，美國為45%，德國則高達71.49%，而我國這一比例還不到30%。百姓既要承擔過高稅負，又要攢錢買房和養老，還要準備大額資金用于醫療和下一代子女教育，稅負痛苦指數自然就高了。
看現狀與改革方向，增稅在我國是大趨勢。因而，增稅之后該做點什么，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作者趙曉系經濟學家，陳金保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