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在空間結構上也需要再平衡。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跨入了高收入行列，但同時也遇到土地和環境瓶頸，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仍相對落后。為此，產業梯度轉移和城鎮布局調整成為了政策選擇。中國政府在東部沿海打造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增長極的同時，致力于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降低特大型城市負擔，通過產業集聚和人口集聚帶動中小城鎮發展。推進“美麗鄉村”建設，從水、電、氣等基礎設施改造著手，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產業結構與經濟布局這兩大調整相互交織，將會催生眾多新興產業和新興城市，它們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曾培炎在談到深化體制改革時說，經濟發展需要改革來釋放動力與活力。30多年的改革推進到現在這個階段，遇到的阻力和難度越來越大，涉及更為深刻復雜的利益調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充分顯示了中國領導層推進改革的堅定決心。改革將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更加注重頂層設計。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依然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核心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此，中國著力建立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國務院推行管理方式變革，重點是放松管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從“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轉變。與此同時，政府致力于向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市場監管職能，打造透明廉潔的行政體系。
曾培炎說，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領域還包括財稅、金融和國有企業。在財稅方面，重點增強政府預算的透明度，實行營業稅改增值稅，加快建立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完善資源稅制度，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在金融方面，推進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允許民營資本作為發起人成立金融機構，探索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在國企改革方面，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各類資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資本投資項目。
曾培炎認為，經濟改革與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改革統籌推進，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這輪改革的顯著特征。這有利于防止“短板”效應，避免出現與中等收入陷阱相伴而生的種種失衡問題。
在談到中國經濟再融入世界經濟的問題時，曾培炎認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以本世紀初加入WTO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全面融入到國際市場中。曾培炎說，以2013年9月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標志，中國再次拉開了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大幕。上海自貿區實行“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等國際通行的管理規則，是一種高標準、寬領域的開放模式，能夠更緊密地同國際市場相融合和互動。上海自貿區實行自由貿易賬戶制度，將適時啟動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試驗。曾培炎強調，上海自貿區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一塊“試驗田”，這里取得成功的經驗將在中國其他地區復制推廣。與此同時，中國加快了建設自貿區和參加國際多邊協定談判的進程。目前已建立包括中國—東盟在內的12個自貿區，中韓、中日韓、中澳自貿區和RCEP等6項談判正在進行。致力于完善以WTO為主要框架的多邊貿易體制，積極推進中美、中歐兩個投資協定談判。倡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推動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激發亞洲發展的潛力。曾培炎說，過去中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打開國門讓外國企業走進中國、讓中國商品走向世界，而現階段的開放則是使中國成為對世界全面開放的市場，也將有更多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促使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更加全面地相互融合。